她的姓氏曾被译作“波伏娃”，带有一丝娇憨和顺从。

在这本2019年出版的最新传记中，她从“波伏娃”成为“波伏瓦”，从萨特的伴侣成为她自己，从一个被凝视的女人成为一位严肃但有血有肉的哲学家。

我不敢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波伏瓦传记」，但我想“成为波伏瓦”一定是波伏瓦传记最好的书名。

「做（being）自己并不意味着从出生到死亡都做同一个自己，做自己意味着，要在一种不可逆转的“成为”（becoming）的过程中，与同样在改变的他者一起不断改变。」

波伏瓦的一生都走在“成为”的路上，走在不断思考并亲身试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路上，而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渐渐走入了波伏瓦流动变化的一生。

波伏瓦的童年是「怀疑主义和忠诚信仰之间的一场拉锯战」，牺牲奉献的天主教徒母亲与自我中心的无神论者父亲带给她的是思想上无休止的撕扯。

她进入天主教学校学习，被作为端方淑女教育成长，最终却无奈地发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并不是家里人所期待的」，于是开始在社会规训和自我认识之间挣扎反抗，背离宗教、反叛传统、反思婚姻。

在似是而非的初恋中，她也曾渴望一场传统的婚姻，而在将哲学与写作确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后，她决定不婚：「婚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道德的」，「没有孩子，我才能完成我应当的使命」。

她在与萨特的开放式关系中，也曾有过被嫉妒和占有欲反噬的时期，「她完全活在对他的期待中，忽视了自己的生活」。而最终她亦走了出来，视萨特为思想上的挚友。这种更似友谊的感情使得她与萨特的关系延续一生，成为她思想的养料，成为她自身的一部分。

在波伏瓦与萨特坦诚的“本质的爱”的关系之外，他们都对自己“偶然的爱”有过欺瞒。波伏瓦对奥尔加隐瞒了自己和她丈夫博斯特的关系，萨特也曾对万达撒谎说波伏瓦「只是朋友」。在意识到这些欺骗行为对他人的伤害后，波伏瓦更深入地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存在主义中的道德问题：「我们的行动塑造了生活里他者的世界，塑造了他们所能行动的境况。」「如果想要真正地尊重自己的自由，那么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必须以道德的方式去行使自由。」

年轻时的波伏瓦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外部世界难以改变，因此人应专注于自己能够控制的范畴，即内心世界。这种唯我论的思想在《女宾》中展露无疑。但在二战后，她「完全改变了自己之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旁观者的心态」。在1943年到1946年之间创作的作品中，她开始展现对政治和道德的关心、对社会的质询，并在1945年与萨特一同创办的杂志《摩登时代》中发表了多篇有关政治的文章。

在《第二性》出版后，她曾拒绝被贴上“女权”的标签，直到步入晚年才「大声而清晰地宣称：“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决定更明确、更激进地站定立场，因为这「更有利于解决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在行动中印证自己的思想，成为瓦解鼓励女性回归家庭、禁止贩卖避孕用品的《家庭法典》的人之一。

她的作品曾受到各方批评，指责她的片面和阶级立场，而她选择性地吸收这些批评中的有益意见。她承认在早期的作品中忽略了很多关于阶级的问题，「她不认为阶级斗争会解放女性，因为男女的区别不在于不同阶级，而是不同的种姓。……女人不能变成男人，她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被视为低级种姓。」

在逐渐步入老年时，她依然没有放弃对自己人生的审视。她意识到“老年”这个议题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其上开辟了新的哲学战场。「衰老的境况极大地影响了它的体验。……就像成为女性或怀孕一样，“衰老”有着明显的生物学成分。但波伏瓦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纵览波伏瓦的人生，那是矛盾又坚定的一生。

年轻时的她，会摇摆、会纠结、会抱怨、会自我怀疑、会用有色眼镜看待他人、会陷入无益的社会规训陷阱、也会渴望有一个存在帮助她找到意义或救赎。

但她不断地反思自己、修正自己，洒脱地承认自己之前的狭隘和谬误，在审慎的自我选择中成长，在颠覆自己中走得更远。

波伏瓦的矛盾，证明了人无法脱离其时代和处境，但这也使她一生中对“自我与他者”这个课题一以贯之的哲学思考更显坚定，使“成为波伏瓦”的过程更显可贵 。

她不是无瑕的女神，也不是僵硬的偶像。

她有血有肉、有灵有欲，她是真实的波伏瓦。

“成为波伏瓦”，意味着成为自己选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