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塞利格曼自传》，想问一个问题
塞利格曼能过关我们的教学考评吗？
塞利格曼在第一次讲《实验心理学导论》时，采取了他个人独辟蹊径的授课方式："……我没有遵循传统的方式。我没有使用教科书，而是只用原创的期刊文章，并创建了我自己的授课模式，我希望这样能更好地把整个学科的重点内容传达给学生。我对心理学的热爱令学生着迷。我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授课主题，而这也深深地感染了学生。"这种教学方式竟成了我提升个人创造力的捷径。在授课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正在编织一个完整的心理学领域，而这个领域的结构在此之前是看不到的。今天，这个领域被称为“进化心理学”。在学生中，也出现了几个后来在美国心理学界的著名学者。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陈寅恪先生授课的情景：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了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师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同学们都为他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了一黑板就自动向前为他擦拭黑板。" “寅恪师每有一篇论文发表他一定把单行本带来，分送给听课的同学”。他每讲一次课，课前都要花许多精力和时间来认真准备，从不敷衍应付。陈寅恪坚持“三个基本不讲”，是他一贯坚持的教学原则：即书上有的基本不讲，让学生自己去读、去钻研；别人讲过的话基本不讲，不拾人牙慧；自己讲过的也基本不讲，除非必要，一般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同一门课可以反复听许多次，因为每一次课，都有新的材料、新的发现、新的见解，内容不尽相同。同学们每听一次课，都会有新的收获，真正是百听不厌。
这些大师的授课方式却不能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大学讲堂上，定教材、定教案、定讲课方式，“三定”锁死了教师的创造性，也制造出“定型产品”的学生。在标准化课程的禁锢下，原本浩瀚的人类思想领域被人为地切割成了一块块便于管理的部分，并被称为”学科”。…… 客观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的高峰之一出现在哪个国破家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陈寅恪……以及提出“钱学森之问”的钱学森等大师们。话太多了，就用前几天读过的一句话来结束吧，"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
